1981年，我在四川财经学院读书，所学的课程有一门是管理学。一次，上课的老师讲国外管理的流派，讲到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马斯洛的名字。尽管老师讲得简略，我却听得滋滋有味。

我从小喜欢思考人生问题，十多岁时，就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宇宙无限，我活着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读大学后，由于先前的文化大革命和下乡当知青的经历，以及当时的封闭的社会状况，心中有很多压抑，心中积累了很多困惑，包括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生命的动力来源于哪里？我应该做什么？人的动力、人的积极性来源于哪里？等等。当时一接触到马斯洛心理学，有一种醍醐灌顶、豁然开朗的感觉。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为人的动力结构画出了一幅清晰的图画，它为我理解自己，理解他人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参考框架。同时，他关于高级需要与低级需要的差异、人的自我实现等思想鼓舞了和丰富了我自己的价值观：人活着就应该敢于探索，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

马斯洛的理论忽然在我的心灵上撞出了火花，使我研究人兴趣一下子燃成大火。我开始多方收集马斯洛心理学的资料，并且和当时中国一些对人本心理学有兴趣的研究者通信，包括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的林方先生和正在四川外语学院读书的刘小枫先生。其中，林方先生给了我不少帮助。他把自己当时写的一篇关于人本心理学的论文（打印稿）寄给了我。我还在管理学杂志上找到了马斯洛的名著《动机与人格》（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 ）的片段章节的译文，这本书的书名当时被翻译为“激励与个性”。我从15岁起就开始看心理学书，甚至知道了弗洛伊德。但只有在接触马斯洛心理学以后，才感觉自己学习心理学才开始入了门。

1982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工作。当时去总行的学生都要先去五道口的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培训半年。这里离北京大学非常近，我就正好利用这个时间在北京大学听了一位美国人本心理学家的一学期的专讲人本心理学的课程。这一课程当时是给北京大学的哲学系研究生开的，听后多有启发。刘小枫先生当时正在哲学系读研究生，是他告诉了我这个信息。我们一起听课，课后常常一起探讨、切磋。这使我对自己以后的研究方向更加确定。总行金融研究所有一个北京图书馆的外文借书证，我非常高兴地用它借到了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的原文，复印下来，开始了兴奋而艰难的研读。我还记得，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者的描述尤其使我感到非常激动，自我实现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与我都非常接近，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找到了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定位，找到了自己今后的发展方向，我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基调。

1984年年底，当时我在金融、经济方面已经发表了几篇论文，有的还引起了关注。如果要搞金融、经济理论，也可以继续搞下去，但仔细考虑，兴趣却不大。内心深处的声音在提醒自己：“人生苦短，要做就做自己最愿意做的事情，一般愿意做的事情都不做！”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研究人！

1984年年底，总行金融研究所即将分配住房，我却放弃了这个机会，调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去后只能够住办公室，但却可以全力研究心理学。当时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党校内，环境不错。单位不坐班，平时大楼也非常安静。关键是能够做自己乐意做的事情，我在这里心情不错，开始了自己潜能的发挥。从1985年起，我开始在刊物、报纸上发表有关马斯洛以及人本心理学的文章。包括在《心理学报》上发表的《马斯洛需要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在《国外社会科学动态》上发表的《如何理解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在《百科知识》上发表的《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论》、《马斯洛的高峰体验论》等。

当时研究马斯洛心理学，发表这些文章，是有一定风险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心理学曾经被打成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而马斯洛心理学，在极左的批判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背景下，也受到不公正的，非学术性的批判。例如，《工人日报》1986年12月发表了整整一版的文章，居然这样批评马斯洛：“马斯洛研究了人类的很多需要，但却忽略了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的基本需要。”(大意，具体待查)当时中国院心理所的所长某某某，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某某某，论及马斯洛心理学的时候，也有不公正的，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非学术的批判。

我对这些明显连基本事实不不顾的批判，感到愤怒。因为这些作者没有读过原著，连翻译的著作都没有看，对马斯洛的思想严重歪曲。终于，1987年我有机会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章《谈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对国内这些对马斯洛心理学的歪曲、偏见和误解进行了回应。这篇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个人就收到了不少的读者来信。由于《光明日报》发行量大，当时产生过较大影响，起到了一定拨乱反正的作用。后来，我发起成立北京市健康人格研究会，入会者，有不少是马斯洛的粉丝。

关于马斯洛心理学，我在《动机与人格》中选译了其中三章，最早先在林方先生主编的《人的潜能与价值》（1985年）一书中发表。1987年，《动机与人格》的全部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北京大学英语系的刘锋先生、程朝翔先生等担任了部分翻译工作。1987年，三联出版社还出版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的人》，这是我根据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以及《存在心理学探索》、《人性发展能达的境界》中选择一些内容翻译和编辑的。

在研究马斯洛心理学的同时，我对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这要得益于我所在的单位社会科学院，以及所在的部门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心理学不是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入手，而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入手，这使我有广阔的视野，在理解人方面，更能够往深度发展。80年代中期，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弗洛姆热、马斯洛热等一个接一个，我有幸见证了这个大时代，并且全力参与。我所关注的重点是中国人的人格发展问题、国民性问题。我提出了关于中国人人格发展大趋势的理论，指出中国人的人格发展正在加剧，其大趋势是普遍人格从归属型转向自尊型……当时这一思想经中国新闻社记者的采访、发表，被广泛转载。1988年，我出版了第一本专著《走向人格新大陆》。在这本书里，我进一步介绍了马斯洛心理学、健康人格理论，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理论。这本书在当时也有较大影响。据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刘翔平教授在一本著作中回忆，当年在他读心理学的同学中，有一半以上都读过这本书。